8月13日，东一区时间早晨六点多。
我朦胧着醒来，习惯性得拿起手机想看看刚回国的男朋友是在做什么。可还没来得及看他的留言，就被公共号订阅里面的一批文章炸醒了。这些天已经关闭了朋友全功能，是为了免去朋友圈刷屏和被刷屏的干扰，安心写作的。但这些一眼望去的小标题们——天津？爆炸？阴谋论？一线？核弹？——足够把我拉出本来就不够有定力的小世界。原来，天津塘沽码头集装箱发生了爆炸，周边数公里内的居民区都受到严重震摄，并且因为爆炸剧烈且有毒气体、液体蔓延，消防和救护都直接升级到牺牲的警戒线。还躺在床上，一个人，刷一些新闻、图片和视频。没说什么话也没人说话，也根本没想要说什么话。起床冲凉前，却发现，眼角已经不知觉得弄湿了枕巾一片。
2015，我可以把它称作自己的第一个十年。当然，我不是十岁，这不是我的自然生命的第一个十年，而是我打算标记、也可以标记一下的第一个十年。同样，我也不是二十岁或三十岁，这样用十进制来做标记。甚至，这也不是我人生中有多么重要的一个标记——比如像娱乐圈人士走上星光大道的第几个十年，像穿过婚姻殿堂后的第几个十年，甚至开始工作后的第几个十年。真的都不是。如果一定要安置一个名头，那它是我离开家独自生活的第一个十年，也是我进入大学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并且我至今还未被放出来。
安穩無憂的日子裡，沒有疼痛，就不會去想愛恨情仇。 痛，才是真實和最寶貴的。 這樣的安穩無憂，是生活的終點，是不快樂的根源。然而，快樂，到底是什麼？幸福，到底是什麼呢？ 苦難，是恩賜，是機遇，是命運的另一種可能。
1 | 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 |
或许是欺骗了自己很多年，或许是辜负了自己很多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深爱写作，却从未成为一个成功的作者，甚至已经好几年不去尝试。
开始喜欢写作大概是从初中一年级，那才是可以基本摆脱字典来读汉字的年纪。也是青春期叛逆的年纪吧，我总是扎在人群里，陷在一个每天都吵成一锅粥的家里，就用写作的方式为自己搭起了真空窝，跟自己谈心。那也是新概念作文奖和一群新秀在作协崭露头脚的黄金年代。读着那些与自己的世界相差不算太大的文字，便自以为是地与写作亲近了很多，开始梦想着也成为一个作者。
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薄薄的刀片，在我的房间里随处可见；
用它划开左手的手腕，正面、平放，最清晰的动脉；
轻轻地划开一厘米就够了。
是不是一厘米就够了，可能需要做个小小的知识调查，或者，亲自的实验一下也可以。
那颗不肯被安放的灵魂，你就跳跃吧，你去飞翔吧。
渴望改变，是的，渴望着改变，那就改变。
真的不用怕，因为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停不住脚步，流浪，为了达不到的远方，为了找不到的家乡。
一直这样走着，盲目着也纠结着，其实是向着一个可以停下脚步的地方。
昨晚临睡前看完一本很短的小说，比利时作家 Dimitri Verhulst 十多年前的作品，已被译为英文和中文的畅销书（De helaasheid der dingen; The misfortunates; 《废柴家族》）。这是一本被称作“半自传式”的小说，以一个十多岁少年的视角冷眼旁观自己的家庭——主要是爸爸和叔叔们，一群只能跟老母亲挤在老房子里蹭救济金的醉汉们。他们生活在连小小的比利时地图都可将其遗忘的小镇上（译者称作宝旮旯），每日烂醉、满口粗暴。略有腐臭的黄油和拉屎的味道不相上下，男孩比谁的膀胱能尿得更高更远，而女孩同样能依靠这种方式涓涓地引来一群小鱼。小说里浸透了琥珀色的啤酒，随处可见阴毛，呕吐物更是堆在满纸。可是这个家庭的温暖在兄弟们、叔侄们、父子间默默地储存着。这样的温暖是可以给敌人一记左勾拳的能量。说“敌人”这个词或许太过了，只是一种愤怒，一种可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一家人在面对小资产阶级的谩骂和指责时，爆发出来的本能吧。同样，高唱着生理反应的酒歌，这个家庭的热血也浇灭了民俗学家的学术和研究，眼见着后者显得如何虚伪和苍白。兄弟们、小清新的公主表妹、临终前的痴呆奶奶都能唱《采木耳之歌》——“奇迹时代不停息，眼见天干又物燥，我的木耳湿又润。鸡叫过一遍，鸡叫过两遍，我感觉爽翻天。”（引自译文）而偏偏翘首企盼这段歌词的民俗学家们就愣是没机会听得到。
早晨天空湛蓝，极目处才望得见丝柔般的白云，遥远，也清清淡淡。晚上睡前就准备好了雨伞，本是要照着天气预报迎接整整一星期的雨天；谁知醒来后却见到这样的明亮。于是，专门绕个稍远的路去甜甜的面包店，去准备一块蝴蝶酥和一杯卡布奇诺的早餐，走在清晨的阳光中。
还未到面包店就看到学校一家书店的橱窗换上了大大的心形和玫瑰的广告。红彤彤的，只让我想起远在中国的农历新年。这是为情人节做准备吧？同样是美好的。从面包店拎着给自己的食粮，心满意足，继续轻快地走去办公室。阳光暖，照着前行的路，刚好让迎面吹来的冷风不会显得那么冰凉。再哼两句小曲儿，还一边心想着怎么用各种七七八八的欧洲语言和中国方言说“早上好”，越发觉得有趣和惬意。眼瞅着路口的交通灯变成红色，也不会不耐烦，等得很安静。 就在我身旁，在十字路口的转角，在一家还没来得及开业的soup bar（就卖汤和三明治）门口，三个年轻人的对话随风飘进我的耳朵。